关于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判多久？的法律问题，刑事律师收集整理了相关法律知识，给大家一些参考。
承担刑事责任的判刑时间，要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来裁量。例如构成诈骗罪的，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判十年以上有期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我国的法律是非常严谨的，根据不同类型的犯罪，有不同程度的惩罚，我国最轻的刑事案件应该就是管制了，如果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法院判处犯罪嫌疑人要被管制的处罚时，这种情况犯罪嫌疑人是可以不用关押在监狱的，但是该有的社区服务教育处罚还是要有的。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管制是有时间限制的，管制的期限最低两个月，最高两年，时间不等。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犯了管制罪还犯了其他的罪行一起惩罚的时候，最高的管制期限也不能超过三年。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管制，但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可以去用自己的劳动去赚钱，会同样的享有劳动报酬所得的。
我国的法律规定管制的时间是从犯罪嫌疑人在宣判的那时就开始计算的，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在被宣判之前先是被警方拘留了一段时间的这种情况下，法律规定，拘留的一天相当于管制的两天。这是因为在实际意义上，我国对犯罪嫌疑人从判处拘留惩罚要高于判处管制的惩罚，还因为拘留就相当于剥夺了人身自由权，但是管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身自由，没有完全的剥夺。
如果在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管制的惩罚时，如果我国人民法院批准犯罪嫌疑人是可以离开现在的居住地所属的县、市的情况下，还是要有时间的限制，如果超出了法院给的时间，犯罪嫌疑人超出这个时间不计入执行管制的时间内的。最终的执行期限还是要依旧国家人民法院的批文为主。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一条
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只要是行为人的年龄达到了十六周岁以上，并且不属于精神病人等不负刑事责任的人，在触犯刑事法律法规被人民检察院起诉或者是被自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的时，都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是不同的刑事案件对应的刑事处罚的标准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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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判定的程序问题：
1.精神鉴定的启动。
大陆法系国家受职权主义诉讼理念的影响，主要采取司法官启动制;英美法系国家受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主要采取当事人启动制。从鉴定的公正性及公信力来看，司法官启动制要优于当事人启动制。从诉讼的成本及效率来看，司法官启动制相比于当事人启动制的成本要低但效率却高。从诉讼理念与诉讼功能来看，两种启动制分别反映了不同诉讼模式的诉讼功能。
我国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审判机关都拥有鉴定启动程序的决定权，当事人既无精神鉴定的决定权，也无初次精神鉴定的申请权，只有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与西方各国相比较，最大特点在于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的诉讼活动中可以独立地决定司法鉴定的事项。对此学者们的看法不一，而分歧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一点，即对精神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目的存在不同认识。赞成者实际上是将精神鉴定的主要目的归为帮助司法人员查明案件事实;而那些反对者则将精神鉴定的目的更多地看作控辩双方获取证据的一种方法。
需强调的是，精神鉴定的合理启动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与措施的完善。我们尚需在提高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建立有效的强制医疗制度以及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继续努力，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强制医疗制度，则有赖于国家的财政支出与资源投入来支持。
2.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
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不属于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理由之一，从法学理论来看，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应由司法人员来行使，这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理由之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并不是行为人知识上“认识”的问题，而是行为人应该依照一定规范而行动，但却未能这么做时应否给予非难的问题。因此，刑事责任能力应由司法人员来判断，而非医学这种经验科学专家来鉴定。较为合理的做法是由精神鉴定人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医学要件进行评定，心理学要件的判断则采用以司法人员为主、鉴定人为辅的合作方式。此种判断方式既具合理性又具可行性。
首先，从法律依据来看，这种判断方式与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与第120条的规定相符合，即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限于医学问题，不包括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虽然此种判断方式与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联合公布的《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的内容不符合，但是不管从立法主体还是实施时间来说，《暂行规定》的效力等级都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对《暂行规定》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取消精神鉴定中对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
其次，从法理依据来看，此种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方式是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符合法律问题由司法机关认定、专门问题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认定的要求，还与刑事责任能力混合判断标准的应有之意相符。
最后，从实践效果来看，此种刑事责任能力的合作判断方式在合理确定精神鉴定评价范围的基础上，既弥补了司法人员专门知识的不足，又有效地避免了其他观点的缺陷。
3.精神鉴定意见的司法判定。
(1)精神鉴定意见的质证。
为了解决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鉴定意见质证形式化问题，有必要对精神鉴定的质证主体、质证的程序性保障以及质证的实体内容等加以完善。其中质证主体是质证的关键，任何一方的缺失或力量失衡都会导致质证达不到预期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对质证主体要进行平等武装。因此，从质证主体的角度来看，精神鉴定人的出庭以及精神专家辅助人的设立，是保证鉴定意见得以有效质证的必要措施。应将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关于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条款理顺，明确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以及相应的补救调查措施。精神鉴定人的出庭以及专家辅助人的设立不仅有利于法庭询问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还有利于鉴定质量的提升，尤其是在《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施以后。
(2)精神鉴定意见的认证。
对于精神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一般从以下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精神鉴定人的资格审查。鉴于现行法规对此规定的非常笼统，我们应当制定司法精神医学专业切实可行的鉴定人准入制度，对精神鉴定人的资质加以规范。
第二，精神鉴定意见的鉴定程序审查，不符合鉴定程序的鉴定意见不应被采纳。
刑事责任能力是法律拟制的抽象化的类型标准，辨认、控制能力则是具体的事实的判断。刑事责任能力是否具备，要看行为人符合哪一种法律拟制的标准，而不是仅仅看行为人是否现实地具备了这种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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